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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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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要道别吗?  

2011-08-03 20:25:43|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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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要道别吗? - 予希 - Why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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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鸦(Graffiti)意为在墙壁上随意涂写的图案或画作。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纽约“下只角”布朗克斯、布鲁克林和哈林的涂鸦,最初只是一些帮派少年为占据地盘而胡乱涂写的图案。
1970年代传入欧洲之后,涂鸦逐渐撇清帮派意识,成为城市街头艺术,并迅速爬上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地铁、旧厂房、地下通道、街道。
莫干山路M50创意园区附近,有一段长长的涂鸦。600米的围墙上一层层绚丽的喷漆画作天马行空地宣告这里是上海本土涂鸦的地标,这里是涂鸦人的大本营。但由于所在地块已纳入商务区建设范围内,今年年底前围墙将被推倒,大本营将不复存在
是艺术?是破坏?
        在国内,涂鸦这一西方舶来品面临着两种极端的态度,推崇者认为这是小众艺术,代表着自由、信仰和美;而看不惯的人称之为破坏。在涂鸦50年的历史中,赞美和否定总是如影随形。
        居民愿意接受想象力十足的涂鸦,却不愿忍受它给市容带来的破坏。这条模糊的界限注定了没人能在涂鸦究竟是“美学产物”还是“污损和侵犯”的辩论中胜出。1974年,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在《涂鸦的信仰》中,将它浪漫地诠释为社会自由的无秩序标志。
        在城市中随处可见涂鸦,对留学法国多年的纪晨来讲,已经司空见惯。在巴黎,几乎所有的地铁站里都有满墙的涂鸦,不说几个治安相对混乱的街区,即使在市中心也能发现涂鸦藏在旮旯角落。当然市政会派人定期清理,可清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喷的速度。要判断涂鸦者是否够胆也很简单:“谁能在高架桥顶、桥廊顶喷上涂鸦,谁就是Master。”在普通人看来,这些匪夷所思的地方是决不可能喷上画的,更何况即使在月黑风高的晚上,警车始终在周围巡逻。
        与巴黎相比,马赛似乎对涂鸦更加宽容。“有一个街区,每栋房子外墙都画满,不知道是不是政府提倡用涂鸦装饰城市。”居民们也习以为常,能轻易地从每块涂鸦的风格分辨它出自谁手。涂鸦人则随意而为,“今天这面墙画完了,明天另一个去就盖掉了。他们也不追求什么,在这个地方画过就够了。”纪晨说,不少法国年轻人已经把涂鸦当作一种精神上的需求。
        “我拍过M50涂鸦墙每个时期不同的主题,上海坚强啊、熊猫啊,新的涂鸦会把旧的盖掉,现在已经很厚了。”她翻开电脑里的相册,几百张涂鸦照跃上桌面。“有时候他们还画在马路对面的旧厂房墙上,本来斑驳的管道上也有,两边交相呼应,挺好看的。”
        M50涂鸦墙自2005年渐成气氛之后,俨然是上海街头文化的地标。不论路人、在创意园区工作的上班族还是附近居民,大多持欣赏和宽容的态度,这里甚至一度成为拍摄婚纱的热点外景地之一。“原本这里挺破旧的,显得有点萧条,涂鸦让人很震撼,街道也由无趣变得活跃起来。”住在长寿路的钟伯伯看着涂鸦墙从无到有,如今知道它要拆除,觉得挺可惜的。可如果有人涂到他家的外墙上,钟伯伯却不乐意:“每天看到这么夸张的画,我受不了的。”
        虽然洛克公园、复旦大学也有或大或小的涂鸦墙,可M50在网上最有名。“很多国外的涂鸦团队会直接冲到莫干山路喷,其他地方没名气吧。”纪晨担心的是,M50涂鸦墙拆除之后,寸土寸金的上海再也找不出一块足够大的空间容纳这么多涂鸦,“大家好不容易知道有这么一个据点,都跑那里去,以后分散在各地,到处斑斑驳驳的反而不好看吧?”
        “不是所有人能接受涂鸦,很多人认为它很讨厌。”本土涂鸦团队OOPSCREW的成员TIN.G说,最理想的状态是有整面墙,几个涂鸦人在一块儿,没有警察城管赶,也没有居民反感的眼神。
“围墙倒了,涂鸦继续”
        1980年代早期,作为嘻哈文化四大元素(说唱、DJ、涂鸦、街舞)之一,涂鸦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身份的一种方式,他们称自己为“写手”而非“画家”,并且给自己取假名或者代号。
        绝大多数西方涂鸦艺术家不屑进入主流艺术之流,甚至根本不把涂鸦当作是艺术作品。旧的涂鸦被新的覆盖,涂鸦墙被推倒,都是家常便饭。他们玩得很野。
        在上海,涂鸦没有那么“野”,当你快要忘记它存在的时候,它却会不经意地出现在街道拐角或某面破墙上。上海的涂鸦人也隐伏得很好,都有正式的工作,想到了就随便挑个时间带上手稿和喷漆罐直奔M50。
        玩涂鸦的人分两种。有的追求刺激,比如在马路在屋顶一些不合法且容易被抓的地方喷,他们喜欢这种时刻都有可能被监视被抓的紧张感,可以迸发灵感;而有些就比较能冷静下来好好琢磨完成一幅精致的作品。
        TIN.G偏爱后者,或许跟她是女性有关。“职业插画师,一两个月会去M50画一次,爱喷字母的变形,然后加入自己喜欢的背景和主题。因为我是画插画的,所以玩一些色彩绚丽的效果,也会在过程中加点即兴的灵感。”她言简意赅地描述了自己的涂鸦。她是最早一批在M50玩的人,当时那里的涂鸦很少,只有一两个外国人画的东西,里面的废墟房子上还有一些。“后来发现外面的围墙似乎没人管,我们试着喷了一些,结果尝试下来很安全。”就这样持续了5年,如今M50已经是上海涂鸦圈的第一选择。
        在那里,全城乃至国外的涂鸦人们开始打成一片,很多同道中人就这么熟识,逐渐形成了四大涂鸦团体:OOPSCREW、涂鸦公园(RELOAD  CREW)、瓷CREW和KOOKCREW。其他城市的涂鸦人到访,也会先联系他们,然后同赴莫干山路。
        看上去小鸟依人的TIN.G似乎有双重人格,在工作室画插画的时候十分文静,可一到街上涂鸦,整个人会变得有些“粗野”。“我喜欢涂鸦就因为它不那么娇气,很自由。在墙上想做什么都可以,而且它够大,可以给予的震撼力是画廊做不到的。”画画和涂鸦是两码事,会涂鸦的人都会画画,但会画画的人却不一定会涂鸦,“灵魂和躯体是一致的,只跟着想法走。”
        上海能涂鸦的地方不止一处,汶水路、中山公园、花园路都是他们的画板,可他们只对M50绝对忠诚。“在莫干山路可以好好静下来做东西  这是其他地方不能给的感觉,那里没有干扰。”  在其他地方涂鸦城管警察会来干涉,有些居民也不乐意,但是M50对涂鸦很宽容,大家都默认它为艺术,“不会来找我们麻烦。”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涂鸦就是随便找面墙,用极短的时间喷完,在警察或城管没来之前就跑,涂鸦人也不太在意这面墙是否会拆除或被刷掉,自管自继续寻找下一面墙。听到这样的描述,TIN.G笑笑,“涂鸦最开始是这样的,但经过了那么长时间,发展到了那么多国家,早就不仅仅只有这一种形式了。”对于M50,个性十足的涂鸦人难免有些不舍,“只是因为莫干山路所积累和沉淀的是一带上海涂鸦人的心血,它已经成为一种地标,所以拆了很可惜。”
        当然,说到底涂鸦还是在于涂鸦人,不会因为哪面墙没有了,就不继续了。“即便是在M50喷了好几年的人也有对拆除不以为然的。换个地方而已。”所幸上海是个宽容的城市,大多数人都觉得涂鸦属于一种艺术,而不是破坏。所以还有许多选择。说到这里,TIN.G的语气竟然彪悍起来:“涂鸦不仅仅是意义,也是一种态度,一种挑衅,一种信仰,或者确实也可以是一种破坏。”只要莫干山路还存在,他们依然会去,直到推倒的那一天。
        上海需要那么多涂鸦吗?问及这个问题,TIN.G想了一下,摇了摇喷漆罐说:“我觉得其实不是城市需要涂鸦,而是城市的涂鸦人需要。”

街头艺术的命运
        10年前,涂鸦墙所在的地块就已经属于上海凯旋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由于附近地块存在拆迁问题需要协调,这里一直未动工。所以在外圈建起围墙将地块围了起来,后来出现了涂鸦,渐成气候。
        “事实上包括M50创意园在内,都属于拆除范围。涂鸦墙包围的地块目前已拆迁完毕,这里早就定下年底或明年初建设商务区的一期工程,墙面拆除是必须的。”凯旋门公司负责人透露。
        OOPSCREW曾找过开发商,提出保留涂鸦墙的愿望,“但就我们自己本身而言,没有任何能力和资格去要求开发商一定要保留。因为墙是别人的,他们有处理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求助于社会,看是否能找到折中的办法。”TIN.G心里很清楚,莫干山路最后的命运可能很难改变,但既然不舍,那就要做一下最后的努力,至少自己不会后悔。负责M50创意园的上海吾灵创意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艺很喜欢涂鸦墙,在涂鸦刚刚冒出的时候,她还曾担心过一段时间。“在上海要随性地进行涂鸦创作,没有规定什么审批程序,但也不允许。一开始,在莫干山路及周边的涂鸦,也会遭遇官方管理部门的干涉。”或许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抑或由于涂鸦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官方从此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作为城市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涂鸦体现出更加自由、随意、草根的特点。人们普遍认为,在社会认可的地方,用艺术的手法表达的正面的涂鸦,可以看作是‘艺术’而非‘乱涂乱画’。”王艺越来越觉得,类似于涂鸦的街头艺术在上海的发展与这个城市的定位并不匹配。如果上海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国际化的、文化繁荣的大都市,那么目前的街头艺术是相当匮乏的。“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还是非常欣赏和接纳涂鸦这种随意而草根的艺术,照理说应该在上海有发展并生存下去的机会。但是现实是,物力载体和社会环境都没能创造足够好的条件。比如说,最好最纯的涂鸦应该是在墙面的涂鸦,可城市里可以涂鸦的墙面却越来越少。即使有,大多是一片待开发的工地围墙,临时性的居多。”

不用鼓励  不必干预
        全世界最著名的涂鸦墙非柏林墙莫属。柏林墙上的涂鸦艺术始于上世纪70年代,20多公里的墙体上有自由与民主、和平与生命等各种题材的画作,其中包括政治意味浓重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民主德国外长埃里希昂纳克的“兄弟之吻”。涂鸦墙的参与者既有国际涂鸦大师,也有学生和市民。
        柏林墙倒塌后,涂鸦也随之灰飞烟灭。去年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德国政府出资300万美元委托艺术家们重现当年涂鸦作品。柏林市长劳斯沃韦赖特说:“涂鸦墙的图像是文献性记录,对以后的人来说,可以通过图像告诉他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柏林涂鸦墙的意义。”
        但对于城市涂鸦,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认为既要给予其生存空间,但也不必刻意保护。“涂鸦都是晚上画的,在欧洲和美国,一些标志型建筑上也会出现涂鸦,都是年轻人在警察来之前匆匆画完接着匆匆溜走,这不失为件蛮好玩的事情。”这种创作方式靠管是管不住的,而放任自流同样不够妥当。“我们还是抱着不干预,不鼓励的态度为好。”
        干预就要立法,可一味抹杀是无法禁止涂鸦野草般生长的;也不必大肆宣扬,毕竟上海不是柏林,涂鸦没有其沉重的历史意义。“那就把它当作一种自然的存在吧,它是个秀,是种表达,涂鸦很少会在没人看的地方出现。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具有口号性、表达性。”
        涂鸦的出现,本身就是非常自然的过程。不能说在国外流行在上海也一定会受欢迎,“但反过来想,在上海出现也表明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文化元素多起来了。要么我们受了西方的影响,要么是年轻人接受了涂鸦文化。”涂鸦代表了一种小众艺术,尤其代表了青年文化的一方面,跟摇滚乐等其它形式构成了草根文化的诉求,况且上海人完全能够包容。“如果上海能够出一批优秀的涂鸦,我倒是乐观其成。”于海说。
        当商业与街头
艺术出现碰撞,难免会出现M50涂鸦墙倒塌的遗憾,对于这点,于海也感到颇为可惜。“商业与文化这对矛盾,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M50还不能纳到文化保护的范围之内,它是新创造的空间,所有权也在开发商手里。如果要权衡价值,涂鸦墙的文化价值并等同于商业价值。”在他眼里,有太多更富历史文化的地标正在消失,他所说的战争到处都在发生着,有的更加尖锐,“一些能代表城市历史的,代表丰富的不可再生的文化的,它们怎么办?”这场战争,终将以遗憾告终,“我们没有捍卫城市价值的场所。”于海说得有些无奈。
        复旦大学也有一小段涂鸦墙,学生们喜欢,于海也会时常弯去看看,“除了惊叹它的想象力,大家更是把它当作复旦能够容纳其他文化的标志吧。”
对话尔冬强
        “涂鸦是一个城市年轻的坐标,它激情而躁动,不安而叛逆,你可以不认同它,却不能忽略它。”
壹周:很多人对M50涂鸦墙面临拆除感到遗憾,您的态度呢?
尔冬强:很惋惜。上海这么多重要的东西都拆掉了,涂鸦墙也不太可能留得下来。通过这个事情可以反思很多问题,为什么一个年轻人做的东西被拆除会有那么大反响?一栋老房子老建筑拆掉也没有搞得那么大。
        原因是我们没有给年轻人足够的空间。城市中有大量的年轻人,他们有活力,有创造力,需要这样的施展舞台。
        我去过很多国家,大都市里都有很空旷、绿化很好的敞开式公园给年轻人玩。里面有大路可以滑板,可以免费攀岩,有人跳街舞,必定也有很大的涂鸦墙,年轻人在周末的时候,非常愿意去那里创作、玩耍。你到这样的城市,会感受到青春气息。而上海没有,每一寸土地都拿来做生意。一个城市伟大的地方,是它应该适合人生活。
        包括我们小时候有沙坑,小孩子可以去玩。我们不能让现在的年轻人只在电脑前耗费掉时间,他们需要有平台去创造。
        起码莫干山路涂鸦,可以讲是成规模的东西。虽然做法是西方化的,但对这个城市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如果必须拆,那可以通过影像的形式记录下来。
壹周:涂鸦跟上海的气质合拍吗?
尔冬强:肯定合拍。在国际化都市出现的东西,都是适合上海的。国外在高架下,地道里的涂鸦很多,有些非常有艺术冲击力。当然上海不可能像国外那样铺天盖地,但还是可以在每个区规划一块地方让他们画。最理想的状态是,那里就是年轻人的地方。唱歌、跳舞、涂鸦、运动,愿意做什么都可以。
壹周:自由放开,是否会变得难以管理?
尔冬强:关键是引导,既然涂鸦已经出现了,就有其合理性。
        中国自古也有涂鸦,有人到了破庙里,没有人管,就画画写首诗。写得好就留下来了,写得差就会被后人盖掉。涂鸦可能形式不同,内在的本质是一样的。
        这点日本做得比较好。他们会在风景点放个箱子,游客可以往里投绯句,写什么都可以,遭遇,感觉,连骂街都可以。有关部门隔段时间会打开这个箱子,好的就出版成册或映在礼物上。
        他们很重视人的创作欲望。灵感需要分享,我们也要把人们瞬间生活型的创作收集起来。
壹周:涂鸦对年轻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尔冬强:生命力。
        在这个城市里属于年轻人的地方不多,他们没什么钱,也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像田子坊、M50原本是属于他们的空间,现在年轻人却随着租金、房价的暴涨慢慢离开了。我感觉这些所谓的商业正把年轻人的空间挤压得越来越小。他们应该有一个地方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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